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，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，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。
原告诉称
原告周某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决依法继承北京市石景山区A号房屋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，原告主张继承100%的所有权，给被告相应的折价补偿款155万元；2.判决依法继承北京市石景山区B号房屋，按照法定继承处理，房产归被告所有，被告给原告折价补偿款101万元；……。
事实与理由：被继承人周某贤与秦女士系夫妻关系，其二人育有二个子女，即原告周某文，被告周某斌。被继承人秦女士于2015年去世。被继承人周某贤于2021年去世。被继承人周某贤、秦女士遗有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A号房屋房屋及B号房屋两处，周某贤、秦女士去世时无遗嘱，继承人为原、被告。现原被告就继承一事无法协商一致，为此，诉至贵院，望判如所请。
被告辩称
被告周某斌答辩称：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，B号房屋按照拆迁补偿协议，被继承人秦女士生前和周某文的遗愿归属于周某斌所有，但因为秦女士去世、周某文不配合，周某文和家人之间矛盾，导致房产办理不顺利，导致房屋登记在了被继承人周某贤名下，B号房屋应当属于周某斌所有。
A号房屋是被告和被继承人共同居住，如果财产分割应当析出周某斌份额，剩下份额作为遗产继承。周某斌在二位继承人生前，进了主要扶养义务，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，而原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，应当少分。对于A号房屋从生活需要角度出发100%应当归周某斌所有，按照10%的价格向原告补偿。
综上，1.请求判令周某贤名下B号房屋归被告继承所有，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补偿；2.请求判令周某贤名下A号房屋由被告继承所有，被告按照房屋价值的10%向原告支付补偿款；
法院查明
周某贤（2021年12月14日死亡）与秦女士（2015年9月26日死亡）为夫妻关系，婚后育有二子，分别为周某文、周某斌。
周某贤名下有两套房屋。
关于A号房屋，原告、被告均认可该房产价值为310万元。原告主张该房产属于周某贤、秦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，该房产由原告继承所有100%的房产份额，并按照法定继承，向被告支付155万元补偿款。被告则认为，被告应当继承所有A号房屋100%的房产份额，并按照310万元的10%，向原告支付补偿款31万元。被告主张A号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，即周某贤、秦女士、被告所共有，应当先进行析产，被告对周某贤、秦女士尽到主要扶养义务，应当多分；而原告有扶养能力和条件，但没有尽到扶养义务，应当不分或少分。
因原、被告为亲属，根据公序良俗原则，原告继承所有90%的房产份额，被告继承所有10%的房产份额。基于此，被告向原告支付31万元补偿款。原、被告均确认，在秦女士死亡后，并未对A号房屋进行析产继承。原告表示秦女士、周某贤对A号房屋并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，但被告认为虽没有明确的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，但有明确的遗愿，A号房屋谁尽到了主要的扶养义务，房子就归谁。
就A号房屋，被告提交了装饰装修合同、更换水管收据、吸油烟机发票、物业维修单据等，证明A号房屋属于周某贤、秦女士、被告所共有。被告表示，A号房屋现由被告居住使用。因双方均表示主张A号房屋的所有权，为证明履行能力，原告交纳了70万元的履行保证金，被告交纳了71万履行保证金。但原告、被告均表示保证金数额无法再进行增长。原告认为，保证金数额应当一并考虑A号房屋、B号房屋的因素，以及实际上的履行因素。而被告则认为，应当先析分份额，不应采取竞价方式决定房产归属。
关于B号房屋，原告、被告均认可该房产价值为202万元。原告主张B号房屋归被告继承所有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01万元补偿款。被告则主张B号房屋归被告继承所有，无需向原告支付任何补偿。被告对此提交一份秦女士（被拆迁人、乙方）与北京市某拆迁办（拆迁人、甲方）于2010年6月11日签订的《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》，在该协议中载明“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所有房屋及附属物……乙方现有在册人口0人，常住人口3人，分别是秦女士、周某贤、被告”。被告认为，将被告列为常住人口，足以说明被告对B号房屋存在利益，还证明了老人愿意将B号房屋给被告继承的意愿，且被告认可被拆迁房屋为单位分配给秦女士的宿舍。
原告则认为被拆迁的是单位公房，与常住人口无关，仅与秦女士有关，秦女士的权利是原单位让渡的，权利人是秦女士。原、被告均确认，在秦女士、周某贤死亡后，并未对B号房屋进行析产继承。原告表示秦女士、周某贤对B号房屋并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，但被告认为虽没有明确的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，但有明确的遗愿，B号房屋归被告所有。
关于被告所称被继承人遗愿问题，被告提交了其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。被告认为根据上述聊天记录中关于B号房屋的陈述，在原告认可的情况下，应当属于秦女士的口头遗嘱。原告则认为并不具备遗嘱的效力。
本案中，原告、被告均认可，在秦女士死亡前，由周某贤、被告一起共同居住生活，而对于周某贤死亡前，原告表示周某贤与保姆共同居住生活在B号房屋中。但被告对此并不认可。
秦女士生病住院时，原告主张相关费用由原告支付，但认可陪床是由护工、周某贤、被告负责的。但被告对此并不认可，其表示住院都是两个老人自己办的，陪床只有被告一人，但秦女士最后一次住院是原告办理的。周某贤生病住院时，原告表示，住院手续等在2019年之前，周某贤身体健康时，自行办理。2019年之后，由保姆和被告处理。被告对此并不认可，表示都是被告处理。
被告提交一份2022年5月21日，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居委会出具的证明，内容为“周某斌，，一直居住在石景山区A室”以证明被告与家人一直在A号房屋内共同居住生活。原告对此并不认可，认为该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字、日期等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要件，且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与周某贤共同居住生活，没有进行调查。
另，被告提交了家政合同、养老服务公司收据、医院各类票据、诊断书等，以证明被告尽了主要扶养义务，但原告对此并不认可。原、被告均陈述，名下没有住房。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材料显示，原、被告双方在北京市范围内，名下没有房产。
裁判结果
一、登记在周某贤名下，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A号房屋房产由周某文继承所有40%份额，由周某斌继承所有60%份额；
二、登记在周某贤名下，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B号房屋房产由周某文继承所有40%份额，由周某斌继承所有60%份额；
房产律师点评
根据法律规定，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，秦女士、周某贤先后死亡，其继承已经开始。原告、被告作为秦女士、周某贤的继承人，就遗产继承问题，产生本案争议。
关于A号房屋，A号房屋系在秦女士、周某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，原告主张A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，然而被告主张A号房屋，系周某贤、秦女士、被告的家庭共有。虽然被告基于其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，但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A号房屋具有所有权。故应当认定A号房屋为秦女士、周某贤夫妻共同财产。
A号房屋在秦女士死亡后，并未对其享有的份额进行析产继承，应当首先对秦女士的份额析产继承。秦女士的继承人为原告、被告、周某贤。后周某贤死亡，相关份额应当由原告、被告继承。原告、被告均认可秦女士、周某贤关于A号房屋没有遗嘱、遗赠抚养协议，被告虽主张老人留有遗愿，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且所谓遗愿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，法院不予认可，故对于A号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，一般应当均等。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，分配遗产时，可以多分。
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现有证据，尤其是原告、被告在微信聊天中的陈述以及各方关于处理秦女士、周某贤后事方面的陈述，足以确定被告符合可以多分的前述条件，但原告并非完全没有尽到相应的扶养义务，故法院在充分考虑到双方各自对被继承人扶养义务的履行状况、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的状况等因素，认定原告对A号房屋继承40%的份额，被告对A号房屋继承60%的份额。
原、被告双方均认可A号房屋价值310万，法院对此不持异议。现原告、被告均主张房屋100%所有权份额，并愿意给予对方补偿，但双方履行能力均存在问题，无法提交与对方份额相当或接近的履行保证金，故从A号房屋价值、双方支付履行保证金等因素，从有利于不动产使用、维护不动产现状的角度，应当对A号房屋按照份额进行继承。即原告继承A号房屋40%份额，被告继承A号房屋60%份额。
关于B号房屋，B号房屋不动产登记时间虽然为2020年，但从房屋来源，竣工时间等因素考量，B号房屋当属秦女士、周某贤的夫妻共同财产。虽然在拆迁协议中，将被告列为常住人口，但考虑被拆迁房屋原系秦女士单位之公房以及房屋登记状况，被告并不能因此获得房屋的所有权。但在作为遗产继承时，亦应当考虑该因素。
原告、被告均认可秦女士、周某贤关于B号房屋没有遗嘱、遗赠抚养协议，被告虽主张老人留有遗愿，但所谓遗愿并不符合法律规定遗嘱形式，故应当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。除考虑常住人口的因素外，如前所述，还要考虑到双方各自对被继承人扶养义务的履行状况、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的状况等因素，因此，法院认定原告对B号房屋继承40%的份额，被告对B号房屋继承60%的份额。
虽然原告主张B号房屋归属被告，但仍需要对履行能力进行考量，如前所述，原、被告双方支付折价补偿款的履行能力存在问题，故从房产价值、履行能力状况等因素，从有利于不动产使用、维护不动产现状的角度，应对B号房屋按照份额进行继承。即原告继承B号房屋40%份额，被告继承B号房屋60%份额。
从法律和公平原则的视角来看，此案例中的法院判决是合理且具有重要意义的。
首先，对于父母遗产房屋的分配，法律旨在实现公平和合理。在这个案例中，法院考虑部分子女尽到较多赡养义务这一因素是恰当的。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子女履行义务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。那些在父母晚年生活中给予更多关心、照顾和经济支持的子女，为家庭付出了更多，理应在遗产分配时得到相应的回报。
其次，买房时的贡献也是一个关键因素。如果部分子女在购买父母房产时出资较多，或者在房产的取得和维护过程中做出了显著的经济投入，这部分贡献应当在遗产分配中予以体现。这不仅符合公平原则，也是对他们实际付出的认可。
从证据角度看，主张尽到较多赡养义务和买房时有较大贡献的子女，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。这可能包括支付赡养费的凭证、照顾父母的证人证言、关于买房出资的相关书证或证人等。
对于其他子女而言，如果对法院的判决存在异议，他们需要仔细审查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和法律适用是否准确。如果认为判决存在错误，可以通过合法的上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在实际的房产纠纷处理中，此类判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它提醒人们，在家庭财产关系中，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和对家庭财产的获取做出贡献，可能会在未来的遗产分配中产生积极影响。同时，也促使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亲情和责任，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
每个案件都有特殊性，需要律师对案情进行细致的分析，才能有专业的判断，我们团队擅长处理各类房屋纠纷，如果您遇到相似案件，我们真诚的希望您可以来电详细说明情况，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！
